广东汕头开埠「汕头开埠前的历史」

1860年汕头开埠，汕头迅速崛起，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繁荣。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汕头基本实现近代化，完全取代潮州成为粤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汕头是粤东地区的经济中心，当然也是商业中心。

商业中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城市商业发展繁荣的必然结果，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人类历史上的商业中心，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指担负一定区域商业活动中心职能的城市，即整个城市；一是指一个城市内部商业活动集中的地区，即城市的某一商业区。对于近代汕头来说，整个汕头市就是粤东地区的商业中心，而小公园就是汕头市的商业中心。

一、开埠的汕头成为近代粤东商业中心的诸多条件

㈠优越的地理位置

担负区域商业中心职能的城市，按其规模有全国性商业中心和地方性商业中心的等级差别，它们一般都是由中、小城镇逐渐成长起来的，其共同特点是具有易于成为商品集散中心的优良的地理位置。例如，有的位于几条河流的汇合处，如天津、汉口；有的位于河流下游入海的海口，如上海、伦敦；有的是若干条铁路的交点，如郑州、芝加哥；有的则属于海陆运输的中转港口，如大连、旧金山；等等。国际上的自由港也往往因交通位置及自由贸易条件而成为超越国家范围的商业中心，如香港、新加坡。商业中心不是一成不变，随生产和交通的发展，一地的经济地理位置发生变化，可以导致商业中心位置的变化。海运的发展使有些河港城市失去原有的商业地位，如中国扬州的商业地位让位于上海，

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00多年间，由于西方列强殖民侵略与经济掠夺的刺激，中国发展了不少近代商业中心，主要偏集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广州、上海、天津、厦门、青岛、大连，汕头有幸成为这样一个近代商业中心。

汕头作为粤东的商业中心，始于近代，无古代可言，因为汕头是近代才兴起。这是汕头有别于其他城市、其他商业中心之处。

因海而兴，因港而兴，因商而兴，这是大家熟悉、喜欢谈论汕头的话资。这也就道出汕头成为近代粤东商业中心的一个重要历史条件——优良的地理位置。

汕头濒临南海，地处国际黄金航道，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素有“岭东之门户，华南之要冲”的称誉；汕头位于韩江三角洲南端，是韩江、榕江、练江三江汇聚处，汕头有天然的内海湾，有良好的海港；汕头港承接古代程洋岗、潮州、辟望、庵埠、樟林的古港，连同南澳、柘林、达濠、后溪、海门、关埠、炮台、神泉、隆江、甲子等港口，构成一个可观的粤东港口群，汕头处于中心地位。

至少从嘉庆年间开始，由于得天独厚的港口条件，汕头就已经逐渐取樟林、庵埠等地，成为南中国的一个重要商港。在1860年开口通商之前，西方商船就已经非法进入了汕头港。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汕头就成为西方商人眼中一个繁华的商港，一位外国人是这样报告汕头的——“一个未经条约承认的非常重要的港口就是汕头港。汕头为广东沿海北部位于韩江口的一个极好的寄碇港”“除了条约中已经列举的口岸以外，汕头为常有沿海船只开来的唯一口岸”。

汕头与整个潮汕地区、与兴梅地区以及闽西南和赣南地区构成一个紧密相联、互补性明显的经济区域，即韩江经济区，汕头居于中心地位，为其领头雁。

㈡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

综观世界历史上的商业中心，大多分布在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和交通便利发达的地区。交通运输是商业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只有便利发达的交通运输条件，才能满足社会人流、物流的需求，才能使商品从生产地到销售地、从生产者到消费者，迅速转移聚散，保障市场供应，实现交易。便利发达的交通运输既是发展社会生产，方便民众生活的需要，也是形成商业中心的重要条件。商业与交通运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路通财通，财通路更通。交通运输发展为商业发展、商业中心形成繁荣创造条件，而商业发展、商业中心形成推动交通运输的发展发达。

交通运输业是立体的。既有公路、铁路陆运，也有江河海水运，更有空中飞机航运，还有地下的地铁等。就近代汕头来说，虽然飞机已出现，但应用于商业方面未有，地铁当然未出现。也就是说，近代汕头的交通运输主要是陆上和水上两大方面。

开埠后，汕头交通运输因通商而不断发展。主要了两个方面：一是海运。就是汕头港通往东南亚、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日本、朝鲜其他国家的海上航路；二是河运。主要有韩江、榕江、练江、濠江等，以韩江、榕江为主，联系闽西、赣南、兴梅等地区。

汕头开埠通商，大大推动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凡轮船、铁道、邮电、航空靡弗具举”。 可以说，是条条大道通汕头。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至民国二十八年（1937年），潮汕地区先后建设了潮汕铁路、汕樟轻便车铁路及汕樟、广汕、护堤等公路，形成了横贯潮汕腹地与汕头的近代交通网络。传统的水道交通也因为采用近代轮船而得以发展。1924年，汕头来往州属及闽南与海陆丰各市镇的电船就有60只。

汕头开埠后，西方轮船公司的船舶纷纷进入汕头港，而出入汕头港的红头船日见减少，咸丰八年（1858年），入港的红头船就有400艘；同治八年（1869年）有300艘，光绪八年（1882年）就只有110艘了。进入民国以后，驶入汕头港的轮船日益增加。据海关统计，民国元年，民船航行国内的轮船有9,489只，航行国外的轮船2607只；1923年，民船航行国内的轮船有26202只，航行国外的轮船有3578只。从1932～1949年，往来外洋船舶吨数保持在全国前10名，1932～1937年和1949年则为全国第3位。汕头港轮船运输的兴起与发展，使汕头与本国沿岸各省及南洋群岛交通日便，货运日繁，助成商业之发展。

开埠后，良好而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为汕头带来了商业贸易的发展繁荣。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汕头发展成为粤东地区的商业中心。

㈢发展繁荣的对外贸易

国内的、本地的商业发展离不开对外贸易的发展繁荣，特别是开放的、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城市。只有对外贸易的发展繁荣的城市，才能发展成为区域商业中心。

开埠推动了汕头崛起，成为著名商埠。汕头的对外贸易日益发展，十分火暴。据汕头海关统计，1860年，从汕头口岸进出口货物价值合计6176293银元，1880年增长至21275667关平两，1890年再增至44030734关平两，而1910年则为54014382关平两。到1933年，进出汕头的轮船达到4478艘，总吨位675万多吨；港口吞吐量占全国沿海各港口货运量的8.76%，仅次于上海、广州而居全国第三位，逐渐形成了以汕头为中心的汕—香—暹—叻国际贸易圈。这是一个汕头对外贸易的经济系统，是一个充满开放张力的贸易圈，充分展现出近代汕头明显的外向型经济。对外贸易的发展繁荣，吸引了华侨以及各地商人、商团到汕头投资，有力推动了汕头埠商业发展繁荣，汕头逐渐发展成为近代粤东商业中心。

㈣丰富而比较稳定的商品来源

一般地，工农业生产发达的地区，通常也是商业活动繁荣的地区，因为发达的工农业生产可以为城市商业发展繁荣提供日趋丰富的商品货源，而商业作为专门从事商品流通的经济部门，又是各土产部门货畅其流的桥梁。

开埠后，汕头商业贸易快速发展，不断繁荣，成为粤东地区的商业中心，离不开本地区发达的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

汕头背靠潮汕平原，土壤肥沃，雨水充沛，十分利于农业生产。历史上的潮汕，自元朝以后，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稻得再熟，蚕也五收”。虽然一直受到人多地少的困扰，但是，勤劳智慧的潮汕人民，刻苦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和先进生产经验，以“种田如绣花”的精神，努力使土地释放最大的能量，以占全国1‰的土地养活占全国1%的人口。潮汕先民种植水稻、番薯等粮食作物，也种植甘蔗、花生、萝卜、芥菜、柑桔、茶叶等经济作物；潮汕先民发展纺织业、陶瓷等手工业生产，并且发展渔业、盐业生产。兴旺发达的工农业生产以及渔业、盐业生产，为近代汕头商业贸易发展繁荣提供了丰富的货源，大大推进了汕头出口贸易，促进汕头商业贸易的快速发展。汕头商业中心的形成，完全依赖于本地区丰富、充足而比较稳定的商品来源。

㈤不断增长的海外投资

历史上的潮汕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明朝的海盗海商，尤其是清代前期的红头船商人与红头船贸易，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海外潮商集团，造成了潮汕与东南亚特殊而密切的关系。

汕头开埠后，各地华侨抓住契机，踊跃到汕头投资。他们投资汕头商业贸易、交通运输业、工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与医疗卫生事业。据饶宗颐《潮州志》估计，1921年以前，每年进入潮汕的侨汇约在数千万元之间；1921年以后，有1亿元以上；1931年以后，竟达2亿元之巨。据谢雪影《潮梅现象》比较具体的统计数字，1930年以后的潮汕侨汇数额也在5千万元至1亿元之间。巨额侨资注入是汕头商业繁荣的重要基础。汕头南生等四大商业公司、南商等四大同业公所、永安堂，无不是华侨的热心投资。此外，华侨兴起的侨批业所带来的源源不断的侨汇，为汕头商业贸易注入巨额资金，推动了汕头市场购买力的提升，成为潮汕商业发展的重要支柱。

华侨对汕头持续不断的投资，极大地推动了近代汕头城市建设的发展，促进汕头商业贸易、文化教育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繁荣，大大提高了汕头的城市形象、城市知名度，凝聚汕头的城市人气，推进了汕头近代化，使汕头取代潮州成为粤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汕头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近代粤东地区的商业中心。

㈥不断增长的人口

商业是一种群体活动，人口因素是商业中心形成的重要条件。人口数量、人口密度对商品消费量和消费结构起决定的作用，即人口数量多、人口密度高的地区所需的消费品数量多、品种杂，需要相应设立各种商业生产企业和商业经营管理部门。由于社会分工及专业化生产以及各地区间差异，使得必须加强商品交换以及与周围经济区域的经济联系，从而使人口数量多、人口密度高的地区作为商业中心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商业中心就是城市人的中心，就是消费群的中心，就是交换者的中心。

开埠后，汕头这个原来只是小沙洲的地方，随着工业发展，商贸繁盛，城区逐渐拓展，洋人、华侨、各地商人与周边百姓的涌入，人口不断增长。研究表明，1820年，汕头有6000多人。1830年有6600多人，1840年近7000人了，1850年近9900人，1860年有30000多人，1870年45000万人，1873年有56000万人。此后，汕头人口一直在60000万左右徘徊。1900年，汕头人口为60000万。根据英国外交部资料，1910年，汕头有68000人。根据美国商业通告，1925年汕头有10万人。据陈鸿宇教授的研究，1921～1937年是汕头航运、港口、城市、商贸发展最快的时期，汕头人口由10万人增长为20万人。

就目前有限的资料，近代汕头的人口尚无确切的统计数字，学界也无权威的数字，但不断地、快速地增长却是不争的事实。虽然近代潮汕经历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两次东征；日本侵略、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1918年大地震、1922年“八·二”风灾、1943年大饥荒等历史大事件的冲击影响，汕头人口却一直呈增长之势头。开埠后汕头人口的不断增长，为近代汕头商业中心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

㈦宽松的政治环境

政治、经济、文化是构成社会的三大系统。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和作用是明显而巨大的。开埠后汕头成为近代粤东商业中心，宽松的政治环境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条件。

1860年开埠前，由海边小渔村、沙洲发展起来的汕头埠，本身就是一个无人管治的地方，私下对外贸易已多年，而且风风火火，鸦片走私贸易的放任自由就是一个很好的史证。开埠后，汕头在行政上仍隶属潮州府澄海县鮀浦司管辖。

由于汕头是依约开埠的通商口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开埠的汕头是一个自由港，一个开放城市，一个“经济特区”，政权机构缺少，管理制度缺乏，管理力量脆弱。1921年市政厅设立，虽然汕头与澄海分治，但此时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对汕头商业发展十分有利。一是民国初期全国政治动荡，我们汕头相对稳定，受冲击不大；二是清帝退位之后，军阀纷起纷争，中央政权管制薄弱。三是海外华侨踊跃投资，汕头获取外国资本、华侨资本、民族资本等多元资本的进入；四是南洋国家和地区处于被半殖民地或殖民地状态，没完全独立，对汕头资金流入、与汕头商业贸易往来无甚管制。于是之，汕头获得商业发展的大好机会。

二、开埠的汕头成为近代粤东商业中心的主要表现

㈠发达的商业网络

发达的商业网络是商业中心的主要表现之一。在汕头开埠的强有力推动下，以近代交通运输为依托，潮汕形成一个庞大而发达的商业网络，而汕头就是这个商业网络的中心。“潮安县城(即潮洲)次之，各县城、墟市又其次焉。大抵以汕头与各县城市为买卖双方，既销出土货，又输入外货”。

统一的商业网络强劲有力，突破传统县行政区域限制，形成统一的潮汕市场，支配潮汕地区商品流通，“各县间之贸易又每受交通之推移，不限于同一县境内自相供给买卖，而求取买卖之便利，如饶平属黄冈、钱东等区既将米粮销济外县，而隆都区别由汕头输入外米为食，潮安龙溪、上莆等将少量水产运销汕头，潮安城则由汕头及澄海东里输入鱼鲜”。

以汕头为中心的商业网络，不仅覆盖整个潮汕地区，而且扩及兴梅、闽西南与赣南地区。汕头加强与大陆沿海口岸及东南亚的交通联系，汕头“舟车云集，商旅辐辏，内则惠梅二州、赣南七县、闽南八县资为挹注，外则握南洋贸易之枢纽，成为岭东各属出入口的总门户”。汕头外通南洋群岛、暹罗、缅甸、菲律宾等国，沿海北上至上海、天津、青岛，内达潮汕、兴梅各县，以及东江、福建、江西等，共计35县，成为粤东、闽西南、赣南的中心市场。汕头不仅是粤东、闽西南、赣南等区域经济共同体商品输出海外及国内市场的口岸中心，它也是外国商品进入粤东、闽西南、赣南市场的前哨中心，甚至成为外国某些商品转输国内其它地区的中心；而且由于潮汕地区与东南亚地区的传统联系，在1923—1928年以前，汕头也是北方土产杂输往东南亚地区以及东南亚商口输往北方地区的重要转口贸易中心。

潮汕商业网络以汕头为中心，而潮州城则为其次中心。潮州城历来是梅州、闽西及赣南土特产的集中地，梅州、闽西、赣南货物通过水运汇聚于此，由此输往汕头出口或转销潮汕各地；而汕头进口货物也可由此转输梅州、闽西、赣南各地。虽然近代潮商商业中心转移至汕头，但由于潮州重要的水陆交通位置，而后来的潮汕铁路又加强了汕头与潮州城的联系，潮州城始终保持了在近代潮汕商业网络的次中心地位。

以汕头为中心的商业网络，也表现为小公园商业网络中心的形成。汕头商业网络网点向镇邦街、怀安街、怡安街、至平路一带延伸，当时镇邦街是商业的热闹中心，洋货百货、棉布绸缎的零售商店密布，苏广洋杂业四大名店的南生公司创办于这条街中段；至平路则旅栈业多，人流也多，苏广洋杂业四大名店中的振源公司和广发公司分别创办于这条街中段和路尾；怀安街的酒楼茶室，怡安街的家私店，通津街的卖酒店，第一津街的华洋杂货店，育善街及海岸附近的外国人商店及洋服店等，都是网点分类设置较集结的地方，当时苏广洋杂业四大名店中的平平公司则创办于居平路。以种类相同的行当聚处一方的商业街，以经营规模大、商品种类繁多的苏广洋杂业四大名店组合形成的市场商业网点，比初创时具有更大的规模。紧接着永和街、永安街、升平路等处也逐渐发展成为杂粮店、水果行、药材行、出口行等行业的批发阵地。

自从小公园商业网络形成后，汕头市场已有“四安一镇邦”“四永一升平”和小公园三大商业网，大小店铺星罗棋布，酒馆茶室相间林立，高楼大厦则有永平酒楼（现汕头大厦、高8层）、大中华旅社（现江旅社、高8层）和南生公司3座营业大楼，市场商业网发展出现第一个高峰。据1932年统计，全市区商业网点4341个。汕头成为华南仅次于广州的第二贸易都市。

㈡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商业中心势必是商品集散地，既是繁盛的商品零售中心，也是繁盛的商品批发中心。它汇集各地货物，又将各地货物销往各地，南来北往，东去西来。

开埠后，随着商业网络的扩展，国内外贸易的发展，人员流动的加强，汕头埠逐渐形成商品批发、零售中心，成为潮汕各地以及兴梅地区、闽西南、赣南地区的商品集散地。

开埠后，潮汕“各县土产亦多由出产地运销汕头，再以转售各市场，如南澳、潮阳、惠来等县之咸鱼脯料，潮阳之薯粉、爆竹，澄海之海介、土布、纸箔，大埔、丰顺之柴炭竹木等”。闽属上杭、汀州、连城、永定及韩江流域制造之纸，每年运来汕头向通商口岸及台湾、香港、南洋、暹罗、安南等出口者，年额三四百万两之巨。大埔县主要商品年流通情况可以从一定程度反映汕头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这一情况。

大埔县主要商品年流通情况表（单位：元）

输出商品

输入商品

项目

价值

项目

价值

柴木

30

大米

250

陶土

1—2

洋布

40

烟丝

20

海产品

1

炭

10

潮阳布、澄海布

50

赤纸扇

3

盐

10

竹纸

3

豆

10

竹器

3

煤油

10

杉木

3

豆饼、牛骨

5

菜丝

3

腐干

1

总计

78

总计

385

资料来源：温廷敬《大埔县志》（民生志上，贸易）

民国十八年（1929年），市政当局规划以小公园为中心，沟通安平路、国平路，形成扇形辐射。梅县籍的印尼华侨商人李柏恒看中了这块地方，与印尼华侨客属李耀宗、李远波、李镜波等人合资，于1932年在安平路口与永和街口之间建成7层的大楼，分1、2楼为南生公司，3、4楼为中央酒楼，5、6、7楼为中央旅社。随后，南生公司从镇邦街迁出，镇邦街的几个大棉花布绸缎商店相继到安平路创店，小公园逐渐成为市区的购物中心。

㈢墟市群的形成

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商业中心不是孤家寡人，它因突出、核心而成为中心。商业中心必然有其市场联结，肯定有墟市共同作用。近代潮汕形成一个可观的、充满商业活力的墟市群，大大提升了汕头商业中心地位，构成了近代粤东商业中心。

近代潮汕地区乡村墟市发展情况表

清乾隆年间

民国时期

墟市数

商号数

墟市数

商号数

潮安（海阳）

9

31

5267

潮阳

17

27

2564

揭阳

23

64

4881

饶平

19

37

2357

澄海

10

25

2160

普宁

14

54

1137

大埔

20

46

2854

惠来

17

21

781

丰顺

7

18

2480

南澳

4

576

资料来源：清乾隆周硕勋《潮州府志》，民国饶宗颐《潮州志》（实业志，商业）

民国时期（为1933年调查数）总计墟市327个，墟市商号25059家，而且其中不少的墟市已经有相当的商业规模，总计有100家以上商号的墟市达60个。

近代潮汕各县100家以上乡村墟市情况表

1000家以上

500家以上

100家以上

潮安

县城有商号约3000家

（疑即潮州城）

庵埠市有商号

700—800家

意溪市、桥东市、浮洋市、龙湖市、

金石宫市、彩塘市

潮阳

县城有商号832家

达濠市、峡山市、赤寮市、海门市、

成田市、沙陇市、陈店市、关埠市、

和平市

揭阳

县城市有约约2000家商号，棉湖市有1000商号

河婆市、炮台市、曲溪市、新亨市

饶平

19

黄冈市有800

余家商号

店仔头市、县城市、钱东市、柘林市、井州市

澄海

10

县城、东陇市、莲阳市、樟林市、

玉窖市、外砂市、莲洲市、鸥汀市

普宁

14

鲤湖墟、县城、贵屿墟

大埔

20

城外市、高陂墟、三河坝市、大麻墟、百侯墟、漳溪市、大塘山墟、湖缭墟、龙头凹墟

惠来

17

葵潭墟、隆江墟、县城市

丰顺

7

县城、清坑墟、硫隍墟、黄金市、大罗墟

南澳

隆澳市、云澳市

资料来源：饶宗熙：《潮州志》（实业志，商业）

近代潮汕地区大墟市大多是在明清传统墟市基础上发展起来，主要是在海内外市场拉动下兴起的墟市。

揭阳榕城在明清时期就随着潮州海外贸易的兴起，形成了集市。汕头开埠通商后，榕城进一步成为揭阳一带进出口贸易的中心，外销产品有夏布、砂糖、腐乳、酱油、米醋、生果、凉果、腌制品以及铜锡器、竹蔑制品、皮枕、木雕、石雕等，而输入则以洋米、洋布为大宗。民国以后，榕城的进出口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1935年前后，由榕城转输的夏布、抽纱品、青糖、生果、本米、矿产、木炭和其它农副产品已经行销长江以北各大商埠及穗、港、台和朝鲜，其中夏布出口每匹约值20～40元，青糖出口每百斤约值9～14元，而输入的则有豆饼、海味、京果、布匹、洋糖、粮食、药材、烟酒和洋杂等，榕城进出口商品周转不息，商人获利甚丰。

在清代末期，榕城已有钱庄、侨批、绸缎、金银首饰、鞋业、酒酱、糖油、京果、苎麻、米等60多个行会，其中生果业会员就有56户。在清末民初之际，榕城商界出现了不少成功商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前后，榕城有“四大富”，即吴丰源、郭恒丰、陈德隆、吴合顺。后来又有林太记、林三达、吴丰发、刘桂发、高铭顺等12个富户，人称“十六大富”。1935年榕城有座商约2000户，平均每户资本额约大洋1400元，有着众多有实力的商人。

揭阳棉湖是潮汕地区第二大墟市，民国中期有1000家商号，也是进出口商品中转的中心。民国中期，棉湖每日有几百艘船只停泊装卸货物，通航上至鲤湖、河婆，下至揭阳、汕头，其货物也是通过汕头港转口。当时棉湖的数十家大商号都与国内外大中城市有业务往来，有些还在汕头、天津、上海、大连、广州、香港、泰国等地开设分号。棉湖作为土特产生产集中地的特点也较为鲜明，棉湖人很早就开始利用当地农副产品作原料加工生产土特产品，出现了制糖和油料加工的手工业作坊，夏布和麻类的手工业产品以及竹木器也逐渐成为棉湖的传统产品，在海内外拥有良好的市场。

海阳（今潮州市潮安区）拥有百家以上商号的意溪也是在传统墟市基础上发展起来。意溪位于韩江中下游的交接点，河面宽约千米，是一个理想的停簰滩地；加上潮州城湘子桥的下游水深流急，航道复杂，从韩江上游来的杉竹木簰大多在这里停簰，雇用当地放运人员放运，因而意溪很早成为一个杉竹木贸易和放运中心。明末福建连城张、杨、陈三姓就曾在意溪经营杉竹木贸易和放运业务，生意兴隆，创立了村头塘。清代中后期，随着潮州红头船贸易的兴盛，意溪的杉竹木经营和放运也进入繁盛时期，从韩江上游来的闽粤各地行商在意溪相继建立地缘性会馆组织，有和平馆、金丰馆、公兴总馆、鄞江馆等。民国时期，意溪的杉竹木贸易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杉竹木的年均营业额可达大洋500万元以上，从事放运业人员达600多人，年均放运量达15000万枝（把）。意溪沿江堤侧有100多家杉行铺和近百户香枝铺，锯木、凿梯、家具、农具、竹器、木履、长生等加工业随之兴起，造船业也应运而生。

海阳龙湖也是历史悠久的墟市。龙湖位于韩江之滨，水路交通方便，元朝末年已形成小集市，明代潮州海贩业的兴起也使龙湖开始繁荣。龙湖主要从事潮州出海口与闽西、赣南之间的中转贸易。近代以后，随着汕头口岸的兴起，进一步加强了潮汕、梅州、闽西、赣南经济共同体与海内外市场之间的联系，龙湖商业贸易益形发达，曾拥有400多家商铺，物资吞吐量在海阳也仅次于潮州城。闽西、赣南等地的大米、杉、木、纸、炭、桐油、茶、贡品、香菇、草菇等通过韩江大批运来龙湖以便转运汕头口岸等地，从汕头口岸等地运来的大批棉布、纱布、小百货、日用工业品及新鲜大蕉、香蕉、柑桔等也在龙湖被转运至闽西赣南及客属地区销售。而本地的生柑、腌制品、南金等物产也被商人贩运至汕头，转销到南洋一带；每年龙湖商人还收购附近乡村的200多家土糖厂生产的红糖4万多担，运销上海、江西及客家地区。龙湖还有官办的的盐业，以批发为主，各地盐商聚集于此，年营业额达10万元以上。

虽然一些传统帆船贸易的出发港因为汕头兴起而一度中衰，但在近代汕头商业贸易强劲发展的带动下，这些传统的墟市又得到中兴。饶平黄冈，早在宋末就已建寨，明末清初已是“渔盐之利，傍及邻县”。清代中后期，黄冈是红头船的出发地，饶平及邻县的瓷器、土糖等土特产品通过黄冈输往国内外市场，而输入的商品则有烟叶、面粉、药材、大米等，在其最繁荣的时期，这里的商户多达1000余户，仅糖坊就有40余间。在汕头开埠的影响和推动下，民国中期以后，随着轮船、汽车等近代交通工具的进入，黄冈商业迅速复苏。1931年，黄冈有批零兼营、代购代销的行栈18家，坐商800余家，平均每家资本约1300余银元，另有“跑乡下”、“跑诏安”的行商100余户，有土杂、粮油、烟酒等30多个行业，有13个农副产品、土特产品专业市场，近代的纺织、抽纱等工业相继兴起。

㈣金融中心的形成

商业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活动，特别是近现代。商业需要货币，货币离不开商业。商业中心往往有充足丰厚的金融市场，必然是商业中心。

自清末至二战以前，大量海外华侨侨汇涌入汕头，汕头金融业多为华侨所投资经营。开埠后，华侨在汕头创办钱庄、银行，侨批局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地在汕头埠兴办。据统计，华侨在汕头创办的钱庄、批局和银行约有178家，主要经营侨汇业务，这些批局“实握汕市经济界大部分之势力也”。汕头资金市场因开放而迅速发展，大量侨汇涌入汕头埠。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涌入汕头埠的华侨资金不断增长。

1930～1934年潮汕头地区侨汇情况表（单位：元）

年份

泰国

新加坡

越南

其他

总计

1930年

4000

3000

1000

2000

10000

1931年

3500

2800

1000

1700

9000

1932年

3200

2500

600

1200

7500

1933年

2700

2500

600

1200

7000

1934年

2000

400

400

800

5000

资料来源：谢雪影：《潮梅现象》，汕头时事通讯社，1935年。表中其他指日里、

山打根、槟榔屿、荷属各地。

近代汕头金融业基本是依靠侨汇来维持，侨汇成为潮汕市场购买力的主要来源，成为潮汕商业发展的重要支柱，是促成并支撑汕头商业中心的核心资金力量。

除了侨汇外，汕头埠开设有中国通商银行汕头分行、大清银行汕头分号两家国家银行；还有日商台湾银行汕头分行和英商汇丰银行两家外资银行。

私营银行方面，凭借汕头埠重要的商业贸易地位，私营银行一时间纷纷来汕投资，包括金城银行、安达银行、华侨联合银行、中国农工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工矿银行、国华银行等。

私人银庄的兴起与大力发展，又是近代汕头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开埠后，汕头大兴私人银庄，主要分汇兑庄与收找店两种。至1933年4月26日前，汕头有汇兑庄62家，银业庄有147家，收找庄130家。

潮梅内地资金以汕头为中介，再经过上海、香港，与世界市场发生联系，汕头成为近代粤东地区乃至国际金融中心。

㈤商人群体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

商业就是商人的事业，商业中心就是商人聚集、商品集散的中心。开埠后，随着商贸经济的发展繁荣、城市的扩大，人口的不断增长，当中相当部分是来汕头埠做生意的各地商人，包括洋商，包括海内外潮商、客商、粤商、闽商、赣商等。潮海关税务司辛盛在1891年的报告中说的，“汕头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商业，居民基本上都是商人。”当时的汕头是否全民经商，不得而知，但此后几份海关报告说：“汕头的地位完全依赖于贸易”“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它成为一个稳定的贸易中心”。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汕头从开埠到19设计末已经逐渐形成一个相当可观的商人群体。

相关数字表明，1928年，汕头市有居民12369户，81325人，其中从事商业人员19182人，占城市人口的23.58%；1948年，城市居民增至39973户，222375人，商业人员虽增至31982人，仅城市人口的14.38%，比1928年下降9.2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达40%。

总之，开埠后的汕头，因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有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有发达繁荣的对外贸易，有丰富而比较稳定的商品来源，有不断增长的海外投资与人口，有宽松的政治环境，逐步发展成一个充满活力、极具能量的近代商业中心。近代商业中心的形成，确立了汕头在近代粤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大大推动了近代汕头经济社会的发展繁荣，提高了近代汕头的城市形象，增强了近代汕头的城市核心竞争力，营造了一个遐迩闻名的“百载商埠”。

作者：陈友义